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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云:文學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交流
作者:ycszx 發布日期:2018-01-03 信息來源:宜昌市政協 字號:[小] [中] [大]

  要說劉震云是中國當代作家里“最愛說話的”,估計也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30年來,從最早的《塔鋪》,到最新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他用一系列高產佳作為自己說話,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多部小說的名字——如《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也把渴望借主人公表白、為角色自己代言的意圖,表露無疑。

  他的作品很多是對“說話”的思考。《我不是潘金蓮》,講述一位農村婦女渴望更多人聽到自己聲音的故事。《一句頂一萬句》,干脆把人分成兩種——“說得上話的”與“說不上話的”,不同時代的兩位男主角,無論出走還是返鄉,最終目的,皆是為了找到那個“說得上話的人”。

  這個喜歡“說話”、渴望“交流”的作家,不久前,攜其新譯成俄文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來到俄羅斯,與讀者簽售交流。

  雪花飛起的冬夜,在莫斯科中國文化中心,圍繞著“跨文化交流”,記者與劉震云也有了一場交流。

  “書中的人物都在給我打前站,我到國外是來與他們會合的”

  這不是劉震云第一次來俄羅斯。這些年,他參加了不少中俄文化交流活動,也多次隨出版社和譯者來到這里。

  不過,即便是在他第一次踏上這個國家時,劉震云也沒有陌生感。“想想看,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還有列夫·托爾斯泰、肖洛霍夫,一大批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家和他們的作品里,描寫的那些人與事,早已為我們熟悉和認識了。”

  文學就是有這個本事,讓彼此迅速熟悉。拿起俄文版的《一句頂一萬句》,劉震云笑了:“這本書里的楊百順、牛愛國、巧玲,還有殺豬的老裴、趕車的老馬、教書的老汪,他們都在給我打前站。今天我來這里,是和他們會合的。”“相信俄羅斯的讀者們,也是從這些人物中,認識了我”。他說,聽到國外讀者談論自己書中的人,“有一種回到故鄉的感覺。”

  此前,劉震云的三部小說《手機》《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先后在俄發行,成績不錯。這次的《一句頂一萬句》,他卻有些擔心,小說時間跨度三代人,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情節線索比較復雜,能被理解嗎?

  幾場讀者交流會下來,他有些驚訝。關于這本書,俄羅斯讀者提問、探討的非常多。有讀者特別關心書中那個趕著大車、愛占朋友小便宜的老馬,后來是怎么死的?那位教書的老汪,因為女兒之死遠走他鄉,最終的命運如何?“讀者閱讀得如此細致深入,進入到創作層面。這應該是閱讀的高境界了。”劉震云很是欣慰。

  劉震云的小說,大多講的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問題。劉震云發現,這種溝通,也具有跨文化意義。《我不是潘金蓮》在國外出版后,有人對他說:“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能因為一句話思考20年,甚至用20年時間來糾正一句話,她對生活有如此痛切的感受,就沖這一點,我特別佩服。”

  奧克薩納·羅迪歐諾娃是劉震云4本小說俄文版的譯者。對于作品及人物,她再熟悉不過。她說,劉震云的作品,語言簡單明了的背后,飽含著人類深層的感情。他的小說,用最幽默的方式來表達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簡約的方式來描寫最復雜的事物,能夠打動人心,笑過之后陷入深思。

  去過歐洲多國“巡游”,到過阿拉伯地區交流,劉震云也是頗多感受。20年前,西方所知的中國作家,局限于描寫社會和政治層面,而現在,更多中國作家在回歸生活和文學的深度,帶給西方讀者更多中國“小人物”的平常故事以及社會世相。

  “當《我不潘金蓮》被譯成《我不是一個護士》,文化當然有差異,但精神層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

  文學作品譯成外國語種向異國傳播,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不可避免。

  就像那本《我不是潘金蓮》,譯成各國文字后,書名也根據不同的文化有所改變。比如,英語版名為《我沒有殺死我丈夫》,法語版是《我不是一個蕩婦》,瑞典語版是《審判》,德語版和荷蘭語版是《中國式離婚》,阿拉伯語版最有意思——《我不是一個護士》——當地曾有一名統治者上臺后,取締紅燈區,大量妓女改行成為護士。

  “不同民族的文化當然有差異,但精神層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劉震云曾在很多國家朗誦過自己的作品,他發現,人們的反應大體一樣,該感動的時候會感動,該笑的時候會笑,該沉思時也一樣沉思。

  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去年到巴黎參加《溫故1942》的簽售活動時,見到的一位85歲讀者。《溫故1942》講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多萬人餓死,當時抗日戰爭正在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人給災民發糧食,要求災民幫著消滅中國士兵。這糧食該不該吃?

  在巴黎的朗誦會上,那位年邁的法國老人站起來,說自己特別喜歡《溫故1942》,法國作家薩特也提出過類似命題。薩特的《占領下的巴黎》,有這樣一個細節:一位法國女士上了公交車,有德國士兵站起來,主動把座位讓給她,這位女士面臨的問題比德軍占領巴黎更嚴峻:是坐,還是不坐?這可是敵人讓的座。

  “很多文學命題與細節描寫的背后,都透著哲學命題。作家描寫的,可能是連政治家和社會學家未必能提出的問題。”劉震云說。

  在《一句頂一萬句》書中,劉震云表達了對東西方文化融合的這種敬意。書中提到一個意大利牧師,到河南延津縣傳教,一輩子只發展了8個信徒,但一直鍥而不舍。他在黃河邊上碰到一個殺豬匠,問:你信主嗎?殺豬匠說:信主有什么好處?牧師說:你信主后,就會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殺豬匠說:我不信主,但也知道我叫老裴,從張家莊來,到李家莊去殺豬。聽完這話,牧師迷惑了,想了想說:你說得也對!

  這故事還有下文。牧師去世后,殺豬匠在牧師位于破廟的住處發現了一張圖紙,畫的是宏偉的哥特式教堂。殺豬匠突然發現圖紙活了:教堂上的鐘在轟鳴,彩繪的玻璃窗全部被推開。他心中的那扇窗也被推開了。殺豬匠想,牧師或許沒有把教傳給別人,卻傳給了自己。

  “東西方文化雖然有很大差異,但本質仍有相似處。隨著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交流日益增多,在精神層面、情感層面也日益融合。”劉震云感慨,“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是一種滋養”。

  “獲獎?那是評委的事。我只想做個笨人,寫好自己的書”

  今年2月,劉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國家文化最高榮譽獎”,該獎意在表彰對摩洛哥文學及阿拉伯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其他語種作家。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該獎。此前,2016年,他剛獲得“埃及文化最高榮譽獎”。再往前,在國內,茅盾文學獎也花落劉家。

  談及文學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時,劉震云自有一番見解。“在各種各樣交流中,最節省成本的交流,就是文化交流。書籍正是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載體。”

  他不疾不徐地道來。“打開一本書,一本文學作品,馬上能知道書中的民族,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飯的,怎么談戀愛的,甚至怎么生孩子的。他們的形象、性格就能立體起來,情感、靈魂也能大體感受得到。”

  而文學作品特有的趣味感,在不同民族國家的傳播里更易體會。“好比你吃俄羅斯的一種包子,會不由自主地想與中國包子比較。那種比較的趣味感與滋味感,令跨文化交流充滿了誘人的滋味。”劉震云說得津津有味。

  當然,“成本最低的”交流,離不開“水平很高的”譯者。劉震云坦言自己很幸運,能夠和世界一流的漢學家、翻譯家合作。“要知道,作家只要懂一門語言即可,翻譯家可不行,要非常熟悉運用至少兩種語言,還要熟悉兩個國家的生活、歷史,能夠理解文學、作者與生活的關系。這才能把那些話里有話、弦外之音,把那些幽默感,翻譯出來。”

  隨著作品越來越多地被改編搬上銀幕,小說被譯成20多種語種在海外發行,劉震云也成了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呼聲最高的中國作家之一。問及于此,他來了句“劉氏幽默”:“獲獎對作者來說,當然有很重要的意義。其中一個意義是,得獎時可以說了:獲獎不重要。”然后,這個并不認為自己幽默的人,用他的“嚴肅臉”說:評獎是評委們的事,我要做的,是把書寫好。

  不禁想到他今年夏天走紅的一個演講視頻。那是他在北大的校友致辭,關鍵詞是:我們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他提到兩個于他一生都很有意義的親人導師。一位,是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卻是方圓幾十里割麥子的“頭把鐮”。祖母的訣竅是,割麥子時,腰彎下去后就不再直起來,專心埋頭收割。第二位,是木匠舅舅劉麻子。舅舅做的箱子、柜子,是周圍四十里最好的。舅舅打心眼里喜歡木匠這種活路,別人看樹是樹,他看到一棵樹,心里想的卻是“要是能給女兒做嫁妝該多好”。“不聰明也不笨的人,一輩子干好一件事就成”——舅舅的話讓他始終銘記。

  這位經常得意于自己“數學極好”、“有哲學頭腦”的聰明人,一直以來,用這個笨辦法,專心致志地碼字,希望用優秀的作品,構筑起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交流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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