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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頤武:記憶的點滴
作者:張頤武 發布日期:2019-06-24 信息來源:人民政協報 字號:[小] [中] [大]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正值“父親節”,我又開始了想念,這想念是如此的漫長。

  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父親經常在外調研,他就常常給我和母親寫信。信很長,信中有詩,也有他在外生活的具體感受。

  記得有一封信,寫的是他在四川大涼山考察時候的感受,信中詳細講述了他和彝族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情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生活在大涼山的彝族老百姓生活條件很艱苦,連熱飯菜都沒有,一盤土豆就是一頓飯,拿著土豆蘸著鹽吃。看到這些,我當時就想,雖然我們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總還是會有菜有飯有肉吃,而父親說對于大涼山的普通人來說,能吃上一盤土豆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那個時候,物質匱乏是社會整體狀況,父親就在信中告訴我,這其實都是人生中的常態,不管遇到困難,還是處在逆境之中,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要想得開。父親寫的詩有好多首,都抄錄下來很長,要三四頁紙。他告訴我人生之路是艱難的,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麻煩出現,只有有一個好心態才能面對將來的路。路,也有夜路。在大涼山,父親講,他們走夜路經常會遇到野獸,同行幾人老是讓我父親拿著火把把野獸嚇走......父親走夜路的故事驚心動魄,母親時常讀著讀著也會被嚇著。

  還有很多很多父親寫的信,但可惜這些年因為搬家和家里不斷地變化,這些信都找不到了。父親寫信,往往會仔細觀察他周圍人的生活形態,會體會別人的所思所想。

  在我的記憶深處,父親那時候常年在外,他們往往被派往邊遠山區進行考察,搜集民族語言學等方面的相關資料,艱苦的生活條件可想而知,但父親永遠都給人一種平靜的感覺。其實那時候,我們家的條件并不是很差,但父親吃得苦、經歷的磨難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他的坦然、勇敢面對困難和生活的態度卻印刻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的信,伴隨著我走過了童年生活,也慢慢開啟了我的人生之路。記得父親被下放到湖北干校,我和母親生活在河北武清,每次回來都會給我們帶一些禮物。有一次,父親用一個小的旅行箱帶回來很多鞭炮和花,然后就和我們所有的小伙伴們一起放。我們樂在其中,父親也樂在其中。

  其實長大后,我才明白,父親為什么每次寫信都會把每一件事講述得那么詳細,他是想告訴我和母親,即使他在外,但也要時時刻刻讓我們感受到他的關心和照顧,體會著他給我們的溫暖。

  十歲以后,父親在家里的時間就比較多了。我印象中有很長一段時間,大概是我十歲到十五六歲期間,父親都把定量換來的大米白面給我們吃,他一直吃著粗糧。后來,1980年看到羅中立那幅經典之作《父親》的時候,我激動地要掉下淚來,心中充滿感慨。每個人的父親雖然不同,但他們對子女的情感卻是相同的,他們作為家里的頂梁柱,他們的關懷、他們的吃苦耐勞、他們的責任擔當都體現在那不斷增長的皺紋里。

  父親從湖北干校回來后,有一段時間在連隊食堂當管理員。每天晚上回來,都要在書桌前計算那一點一滴的賬目,像做學問一樣。還因此得了一次榮譽證,這讓我們全家都記憶深刻。

  那時候,幾個連隊一起出去種樹,需要這幾個連隊的食堂一起來送餐。有一頓飯是包子,父親所在的食堂包的包子出了名,因為他們食堂的包子比其他連隊食堂做的包子肉要多,味道更香。這在當時包子都是素餡的年代,吃上肉包子都已經非常不錯,而父親他們做的包子卻是肉多。其實,這都是父親精打細算算出來的。在他晚年的時候,父親的一些老同事來看他,還提起當年肉包子肉多的情況。他說只是為了讓大家吃好,而為了讓大家吃好,我每天晚上看見父親坐在桌子前計算當天的賬目數據,密密麻麻的紙上全是一串串數字,像跳動的音符,生動有趣。

  這些“跳動的音符”也成為后來他演算傣族歷法的方式。我一直認為,父親是一個人文學者,卻做起了數學學家、自然科學家要做的工作了。那時候,他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學者研究傣族歷法,每天晚上都要面對那些龐大的算式,雖然那時候看起來并沒有高等數學那么高深,但按照傣族研究的那些公式推演、計算確實非常復雜,差之毫厘,都可能謬以千里,必須精確、精細、精準。后來《傣歷、公歷、農歷百年對照年歷》出版,我也欣喜無比,因為我親眼看著父親對自己事業的執著和專注。父親的認真、負責、嚴謹,對我是一種最大的教益,這也深深影響著我。

  父親給我另外一個教益,是他在無言中指引我走上人文研究之路。因為父親的研究和愛好,家里有很多的書,而且這些書是對我們孩子完全開放的。父親還會經常給我講,比如他喜愛的唐詩,他寫的很多律詩也是從唐詩中取經,他經常一講到李白,興致之高不亞于他的研究。有時候,我們還會在飯桌上討論,一直到我上大學,再到我當了教師以后,我們時常討論的習慣沒有變過。其實我知道,他倒不是說希望我能夠跟他討論出個什么結果來,他是想通過我們之間的討論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得到一些新的感悟。即使到了晚年,他對于新事物的接受還保持一種開放、積極的心態,他的學生們經常會找他請教,他也都會認真聆聽并互相交流。讓我深有感觸的是,他把每一個向他請教的學生,都當成是一個平等的交流者;有很多時候,他也會問我,這事你怎么看?他不斷追求著新知識,不斷吸取著新思想,再不斷消化,成為自己的東西,并會堅持和保持自己的這種學術定力。

  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三論”(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在學術界興起。于是,父親就把“三論”的相關理論、著作認真研讀了一遍。要知道,“三論”的知識背景和他研究的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他覺得對他的研究是有用的,很有參考價值。后來我才發現,他晚年的時候研究了一門學問叫混沌語言學,他把這種混沌學的理念引入到語言與文化的研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父親一方面做很具體的民族學,另一方面又對新潮理論產生著極大的興趣,不斷與人對話、討論、吸納,融會貫通,能有一得之見,他就覺得非常好。父親做學問,始終專注在他的領域里,然后觸類旁通不斷發展,這都給了我很多啟示。

  父親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師益友,他的淳樸敦厚,他的底蘊深厚,每每想到這些,父親那一顰一笑又出現在我眼前。(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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