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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忠的光明變奏曲
作者:羅韋 發布日期:2019-02-19 信息來源:人民政協報 字號:[小] [中] [大]

  “如果做政協委員不替殘疾人說話,我哪對得起全國的殘疾人朋友。”作為1700多萬盲人的帶頭人,李慶忠感謝全國政協沒有因為他是視障人士而給予“特殊照顧”,反而給了他更多學習和參政議政的機會,他認為這是對他的極大鼓勵。他說,去年作為新委員,主要是學習,提交的提案不多。今年,將更加努力,深入調查研究,提交更多更好的提案。

  ◆李慶忠簡介:

  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七屆執行理事會理事,中國盲人協會主席,世界盲人聯盟亞太區副主席。曾長期在北京盲人學校從事教育教學和教育科研工作。曾獲“北京市優秀教師”“北京市學科帶頭人”“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

  采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盲協主席李慶忠,地點約在了他的辦公室。門開那一刻,他從電腦桌前起身,腰桿筆直、目光堅定,走過來主動伸手握手。這一連串的動作,讓記者恍惚了幾秒,懷疑眼前的人不是有一級視力殘疾的李慶忠。細打量一番,深黃色的格子西服、白色襯衣、锃亮的皮鞋,說起話來聲音渾厚、語氣平和而自信。

  為什么李慶忠看上去和常人無異?他告訴記者:大部分因眼底病半路失明的人外表和常人差別不大,在熟悉的環境里可以做到行動自如,他在家也和普通人一樣做飯炒菜忙家務。“人們往往把殘疾人標簽化,過分放大殘疾的影響,其實殘疾人只是在某些情況下有障礙和特殊需求的普通人”,李慶忠有很多角色,“殘疾人”只是他比較顯眼的角色之一。

  的確,李慶忠有過多次角色轉換,每次轉換都足夠精彩:失明前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做科研工作,失明后在北京盲校當了近20年的特教老師,現在是中國殘聯執行理事會理事、中國盲協主席。

  工作在變,態度從沒變。理性而達觀的李慶忠,熱愛科學和藝術,以鉆研的態度和超脫的精神,把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把殘疾人的工作辦得有聲有色。

  在特教崗位“闖天地”

  可能是由于過去的科研背景,李慶忠有著深厚的科學情結,始終保持著對科學的熱愛。與同事們探討起量子糾纏、宇宙大爆炸,儼然一位業內學者,滔滔不絕而又不乏幽默。

  如果不是命運作祟,現在的李慶忠應該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吧!

  李慶忠屬于那種學業順風順水的人。1980年,15歲的他考取吉林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生化專業;20歲,到中科院微生物所攻讀碩士;23歲,畢業后留在所里成為一名年輕的科研工作者。

  正當在科學的道路上一展身手、勇攀高峰的時候,1991年,厄運降臨,李慶忠跌到了人生的“谷底”。

  在準備出國深造的時候,李慶忠被診斷出患有罕見的視網膜疾病,半年的時間里,他的視力直線下降到0.2以下!視線越來越模糊,工作怎么辦、未來怎么辦、如何向含辛茹苦培養自己的父母交代……對未知生活的恐懼一波波向他襲來。

  是那份對生命的熱愛給予了李慶忠與命運抗爭的力量,是父母的眼淚激發了他深沉的責任感。經過短暫的絕望和沉淪,他決定重新站立起來!

  1993年夏天,李慶忠從收音機中聽到了一條關于北京盲校鋼琴調律專業的消息。他決定到北京盲校尋找新的事業支點。從高大上的科學院到不為人知的小盲校,李慶忠并沒有在意這巨大的落差,他不顧親友的反對毅然到盲校做了一名特教老師。

  雖然從沒教過課,但作為學校里唯一一名有研究生學歷的老師,在當時盲校教師缺乏的情況下,李慶忠一去就被委以重任,承擔初中化學、數學、地理、英語4門課的教學。

  沒有教學經驗,甚至沒有學過教學理論,又加上視力障礙看書困難,李慶忠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他知道教育對于這些同病相憐的盲孩子來說意味著命運的改變,意味著從黑暗走向“光明”,而對于他則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怎么辦?只有邊干邊學。李慶忠用了一個多月的工資購買了50多盤磁帶,請師兄弟們幫忙把所有的教材錄了下來。后來,又把《教育學》《心理學》也錄成了磁帶。

  就這樣,李慶忠一遍一遍聽錄音,在新的知識領域忘我地學習,也虛心向其他老師學習,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很快成為一名合格的盲校教師。他上課從不看教案,卻總是娓娓道來;教學思路清晰、富有啟發性。

  “這也是被逼無奈,因為看不了書和教案,就得課前多思考,把教學內容融會貫通在腦子里。”李慶忠為盲生首次開設化學實驗課,大大提高了孩子們學習化學的興趣。有人擔心實驗的安全問題,也有人質疑盲生學習化學的意義。李慶忠的回答是:正是因為我是視障者,我了解盲孩子們的障礙和補償方法,才會讓他們避免危險而又學有所獲。“學習科學知識不僅僅是出于實用目的,培養孩子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以讓他們的生命更有趣、更豐富。”

  李慶忠是一名反思型和研究型教師。他善于觀察、善于總結。他認為,“觀察”主要是頭腦的功能而不是眼睛的功能。

  缺陷有時候也是一種優勢。比如盲人失去了視覺可能會更注意觀察和思考,很多盲人記憶力超群、聽覺遠超常人就是這個道理。李慶忠認為盲人在盲校任教有其獨特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一些盲校特殊課程的教學上,如按摩、音樂、盲文等,還體現在學生的思想和心理教育方面,“盲人教師和盲孩子們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

  回望近年來我國殘疾人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李慶忠感到很欣慰。他介紹說,2015年國家普通高考中首次為包括盲人在內的殘疾人提供了“綠色通道”,激發了盲人學生參加高考的熱情;2015年至2017年3年間,考入普通大學的視障學生有4757人。

  無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視障青少年,在就業方面有了更多選擇和更高追求。但是,李慶忠身邊的不少盲人朋友遇到了這樣一個難題:體檢標準的限定讓盲人無法從事教師、公務員等社會高期望值的職業。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李慶忠在2018年全國兩會上反映了這個問題。他呼吁修改相關標準,為包括盲人在內的殘疾人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和普通話考試提供合理便利;降低公務員體檢標準,讓殘疾人特別是視力殘疾人有機會參加到教師和公務員隊伍中。

  愛心+專業=責任

  在北京盲校,李慶忠帶領老師們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多重殘疾學生教學探索。多重殘疾,指同時存在視力殘疾以及智力殘疾等多種殘障的情況。其教育問題是特殊教育的難點。

  多重殘疾教學難度大、責任大、收益小,老師們常常倍感疲憊和壓抑,而李慶忠在多重殘疾班任教長達9年,和同事們總結了大量寶貴的教學經驗。

  李慶忠的教育理念深受父親的影響。他眼中的父親就如趙樹理小說里描寫的滿手老繭的農民那樣吃苦耐勞。他父親重視教育,雖然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對于孩子們的教育非常嚴格。“父親經常請村子里的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文化人到家里做客,目的就是對孩子們有好的影響。”

  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父親仍然堅定地支持李慶忠上學。小時候的李慶忠最樸實的愿望就是好好讀書走出貧苦的農村。由于有這樣的經歷,李慶忠深深懂得,良好的教育是改變命運的最好途徑。“對于那些多重殘疾兒童來說,接受教育意味著可能學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讓他們生活得更有尊嚴,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

  作為學科帶頭人,李慶忠不但自己努力做好教育教學工作,還發揮自己的科研特長,帶領青年教師們積極引進國際先進特教經驗并開展教育科研工作,以科研推動學校教育教學創新。

  多年來,李慶忠帶頭完成了一系列優秀課題和論文:視覺康復訓練的課題,獲得了“十一五”海淀區科研創新獎一等獎;作為課題成果專著的《視覺康復指南》成為我國第一部相關教材并發放全國多個盲校,起到了重要示范指導作用。

  “視覺康復不是治療眼病,而是讓人們帶著殘障更有效率地學習和工作、更有質量地生活。人的潛力是非常大的,視覺康復的過程就是要挖掘潛能、補償缺陷。”李慶忠解釋說,人們通常認為盲人都是看不見的。其實,一點光感都沒有的只占視力殘疾人的不到10%。對于有一點點剩余視力的人來說,適當地增加光照度和色彩反差會提高他們的視覺感受。

  李慶忠舉例說,在第一個和最后一個臺階貼上對比鮮明的橫條對于視障人士和老年人、小孩會起到很好的安全提示作用。“殘疾”實際上是身體功能缺損和環境互動的一種表現,改變環境條件、創設無障礙環境實際上就是減輕甚至消除“殘疾”。

  作為北京市視障隨班就讀教研組組長,李慶忠帶領老師們運用國際先進理念開創了隨班就讀巡回指導模式,為視障學生做視覺評估和教育咨詢,同時為普校老師和學生家長提供指導;探索開展視障學前教育,為多重殘疾兒童提供“送教上門”服務。

  此外,李慶忠主持或者主要參加的“盲校課程建設研究”課題、“盲校部分學科觸摸圖制作研究”課題、“計算機輔助盲校教學研究”課題等獲得多種獎項,對于推動盲校教育教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盲童家長”是李慶忠關注的一個群體。“在教育實踐中,盲童家長是視障教育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家長肩負著對孩子教育特別是早期教育的重要責任。由于面對一個殘疾孩子帶來的巨大心理沖擊,很多家長自身也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問題,影響了家庭幸福和孩子的成長。

  “家長也非常需要幫助和干預。”為此,李慶忠和同事們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編寫了《盲童家長指導手冊》,為全國盲校提供了第一本家長指導教材。為了幫助家長和隨班就讀的教師指導盲童學習盲文,他又帶領同事們編寫了《漢語盲文自學教材》,教材采取明盲對照的方式編寫和印刷,家長和親友可以直接指導盲童學習盲文。

  李慶忠的努力工作和創新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也讓他獲得了“北京市優秀教師”“北京市學科帶頭人”“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2009年,他作為英模人物代表參加了建國60周年國慶大典觀禮儀式。作為資深的特教教師,他多次參加教育部盲校課程改革和課標、教材的編寫工作。

  做殘疾人的“娘家人”

  2012年,李慶忠被選調到中國殘聯工作,并擔任中國盲協主席。到了新的工作崗位,李慶忠再一次面臨轉型。

  工作性質變了,工作面更寬了,責任也更大了。作為中國殘聯理事,李慶忠感到需要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寬廣的視野。他需要學習有關殘疾人的法規、政策,不僅要了解盲人群體的狀況,還要了解殘疾人整個群體的狀況。

  李慶忠說,要做好殘聯和盲協的工作,首先要對殘疾人群眾有感情,要深切理解他們的困難和需求,真誠而平等地和他們交流,絕對不能以領導自居、高高在上。

  傾聽是溝通的第一步。李慶忠打開帶有語音讀屏功能的智能手機向記者展示,他的微信中有近20個工作群,他通過微信群加強了和各地盲協以及盲人群眾的聯系。

  據中國盲協的趙公政介紹,李慶忠對于盲人的來電、來訪總是熱情接待、耐心傾聽。李慶忠曾多次處理盲人的群訪事件,他誠懇、耐心地和他們談心,并在現場和多位盲人群眾加為微信好友,最后使得來訪的盲人充滿“火藥味”的情緒得到了平復,通過與有關部門協調,事件也得到了較好地處理。

  助推無障礙環境建設是中國殘聯和盲協的一項重要職責。“殘疾人對無障礙有切身體會,殘疾人對無障礙工作有天然的發言權。”李慶忠根據中國殘聯的統一部署,積極推動鐵路、航空、銀行等無障礙服務規范和標準的制定;推動盲人攜帶導盲犬接受公共服務,讓更多的人通過導盲犬理解盲人等殘疾人的需求。

  李慶忠認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在帶給人們巨大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數字鴻溝”,讓老年人、殘疾人特別是盲人被這個鴻溝隔離于信息社會之外。但信息無障礙建設也會為殘疾人特別是盲人群體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如,盲人也可以通過無障礙的手機打車、購物、理財、讀書,完成他們過去很難完成的事情。

  為推進信息無障礙工作,中國盲協成立了信息無障礙促進委員會,組織專家參與了一系列有關手機、網站、軟件等無障礙標準的編寫。李慶忠本人也參與了冬奧會、冬殘奧會、雄安新區、北京新機場等國家重大項目信息無障礙規范和導則的制定。他還積極倡導盲人群體使用信息無障礙技術,帶動各地盲協開展盲人信息技術培訓班,并組織了全國盲人歌手網絡大賽、盲人網絡春晚、盲人網絡專家講座等大量盲人網絡服務活動。

  推動國家通用盲文工作也是中國盲協的一項重點工作,是關系到盲人群體語言文字權益保障和教育質量的大事。為此,盲協成立了國家通用盲文推廣與研究委員會,深度參與了國家通用盲文方案研制、試點和推廣工作。李慶忠認為,作為“中字頭”協會,盲協必須注重從源頭上維護盲人的權益,那就是要推動法律法規的進步,推動國家惠殘政策、標準的制定和落實。5年來,中國盲協組織編寫了國際上第一個導盲犬國家標準并獲得國標委的審批通過,參與制定了有關盲人的服務標準和規范近20項。

  為履行好盲人群體“代言人”的職責,中國盲協緊緊依靠調查研究這個看家本領。除了深入到盲人群體中多聽他們的意見和呼聲,還針對一些重要問題做了專題調研。

  “依靠科學方法進行調研,調研報告有數據、有分析,這樣才能提出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近年來,李慶忠主持完成了7項專題調研,內容涉及盲人就業、信息無障礙、盲人輔具、盲人醫療按摩、盲人養老等盲人群體關心的焦點問題。李慶忠笑著說,“我的科研專長在這方面總算是派上用場。”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李慶忠收到了各地殘疾人朋友的祝賀以及建議。他感到身上的責任光榮而厚重。他說:“如果做政協委員不替殘疾人說話,我哪對得起全國的殘疾人朋友。”

  除了精心準備提案、積極在政協會上發言,李慶忠還多次接受媒體采訪,不失時機地反映殘疾人群體的需求和建議。他沒有因為自己的視力障礙而降低工作要求,認真參加政協組織的理論學習、專題會議以及調研活動,還參加了2個議題的網絡議政并積極發言。

  志愿者是李慶忠接觸較多、也充滿感激的一群人。2018年7月,李慶忠隨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就“健全志愿服務管理體制”到重慶、黑龍江開展專題調研。

  調研結束了,李慶忠回北京后主動“交作業”:個人專門做了助殘志愿服務的調研并將形成的報告交于全國政協社法委。

  李慶忠感謝全國政協沒有因為他是視障人士而給予“特殊照顧”,反而給了他更多學習和參政議政的機會,他認為這是對他的極大鼓勵。他說,去年作為新委員,主要是學習,提交的提案不多。今年,將更加努力,深入調查研究,提交更多更好的提案。

  作為1700多萬盲人的帶頭人,李慶忠工作十分繁忙,經常出差和加班。由于視覺障礙他需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但他很享受工作,從不厭倦。

  別人眼中的李慶忠是不幸的,但他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因為半路失明使他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目睹了美麗的世界;也是因為失明使他多次轉換角色,使人生閱歷更豐富。“更幸運的是,我們趕上了一個波瀾壯闊、日新月異的大時代,無論是對于整個人類文明還是對于中華民族,我們都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見證奇跡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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